失败案例：学生数据收集机构inBloom，是怎么从兴盛到关闭的？

5月3日消息，在“大数据”大行其道的时候，它在教育中的应用似乎并不是那么得心应手。inBloom，一个美国非营利学生数据存储机构，在短短的15个月内，由于公众的抗议，从气势如虹到黯然关闭。从中，我们能得到什么?

inBloom：从单纯数据收集实现个性化教学?

inBloom脱胎于共享合作学习联盟(Shared Learning Collaborative ，SLC)，是一个非营利机构。SLC在 2011年，由美国教育工作者、国家领导人、非营利基金会和教学内容与工具供应商构成。联盟的愿景很简单：创建资源共享联盟，让老师对学生进步有更全面的了解，在节省时间、经历和宝贵的资源的情况下，实现个性化教学。

2013年2月，为了进一步实现这一愿景，在盖茨基金会、卡内基公司和其他投资者的1亿美元支持下， SLC成立了K12学生数据存储机构inBloom，比尔盖茨曾经称它的技术为“令人兴奋的新事物”。

inBloom的系统从不同的年级和考勤数据库中提取学生数据，把这些数据存储到云处理器中。这些数据有超过400个类别，包括学生姓名、地址、考核和考勤、纪律处分等林林总总的信息，甚至还有经济状况、纪律性、残疾和健康等比较令人反感的分类。

而且，在有些分类中，还有一些标签令人无法接受，比如家庭关系中有“义父”或“对父亲很重要的人”，转学理由中有“因病”和“受不了暴力事故”。其它的，还有自闭症、家长在军中、无家可归、怀孕等。

这些数据可以被汇集到仪表板管理软件中，学校和老师可以在经过授权的浏览器和应用程序上浏览这些信息，从而使老师能够追踪单个学生，并利用恰当的软件实时地为其设计课程。这是inBloom对其个性化教学的设想。

但是，inBloom实际上并不提供任何用户端软件，包括仪表板管理软件、数据分析软件等，只进行数据挖掘。它的目的是简化学生数据的访问通道，推动教育产品市场的发展。

所以，学校和老师还可以轻而易举地把学生记录分享给第三方供应商，比如那些希望为学校设计教学工具的开发商，比如向校车企业提供学生残疾信息。

成立之初，美国的9个州与inBloom建立了合作关系，Clever、LearnSprout等22家教育技术公司宣布开发与它合作的应用程序。

但是，2013年4月份，路易斯安那州的家长发现孩子的社保号码被上传到inBloom数据库，经过一番社会讨论，路易斯安那从数据库中删除了所有的学生数据。

随后，关于学生数据安全的忧虑蔓延到科罗拉多州、马萨诸塞州、佐治亚州等其他6个州，这些州也纷纷宣布终止与inBloom的合作。

今年4月初，纽约也放弃了合作关系，要求inBloom删除所有学生数据。如今，最初的9个合作州中只剩下伊利诺伊州一个。

在社会公众声势浩大的反inBloom情绪中，4月末， CEO伊万·施特赖兴贝格尔(Iwan Streichenberger)宣布关闭inBloom。他给出的关闭期限是几个月，但是从目前形势看，这似乎不太可能。

从inBloom的15个月中能学到什么

inBloom的CEO伊万·施特赖兴贝格尔( Iwan Streichenberger)在inBloom网站上贴出了一封信，信中充满沮丧，他说：“由于公众担心数据误用而停掉这一重要的创新，这是一个耻辱。”

利用数据实现学生的个性化学习仍然是一个新概念，而且“inBloom提供了以前从未见过的技术解决方案”，因此它一直在招致批评和误解。从inBloom的经历中，他看到， 要“建立公众能接受的解决方案，将比预想中的，需要更多的时间和资源”。

总体上，他对inBloom本身充满自信，认为inBloom只是生不逢时。美国教育科技董事协会(SETDA)也有类似的看法，“inBloom可能已经超前于时代，未来类似的努力是非常有必要的。”

不过，在短短的15个月中，inBloom从一种圣物变成替罪羊，由于数据安全和学生隐私，被推到风口浪尖，并最终黯然收场。其中，还有存在一些很具体的经验和教训。

1、 经常沟通，尤其是与家长

inBloom的批判者和支持者都同意一件事情，那就是它与大众，尤其是与家长的沟通很失败。

纽约可以说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在纽约的inBloom抗议中，家长对自己孩子的信息泄露表示了非常强烈的不满。

纽约家长倡议人Leonie Haimson认为倾听家长的声音非常重要，他表示：“向家长保持真诚的态度，在家长的协助下开展工作，而不能忽视他们，更不能与他们对抗。”

施特赖兴贝格尔似乎也同意这一说法。在inBloom最初的设想中，地区或学校在学生数据平台和工具的使用上需要与家长进行沟通。但是与inBloom的设想不同，地区和州政府并不准备与家长进行通话。

虽然inBloom并没有准备做数据的后期处理，它只收集数据，后期的数据流向和处理自己并不能控制。而且，虽然声称自己的“数据库有世界一流的安全和隐私保障机制”，但是与公众的沟通不足造成了对它信任的迅速崩溃。

那么,数据公司怎样才能做好沟通的准备?这些公司需要认识到数据会牵扯到多方,各方对数据的认识也不同，而且会经常出现问题，尤其是在社交媒体上。

自2013年4月开始，inBloom成立不过一个月，它的Twitter账户就没有更新。而社交平台正是关于它的争论发生的地方。如果你不能发声，不能与社会公众进行交流，那你也不能期望能说服别人。

2、向公众传达你是怎样用各种手段完成自己的使命的。

inBloom是在教育工作者、学校、政府和教育企业的倡议下建立的，学生、家长没有参与。像这样自上而下的倡议，能滋生公众的不良情绪。当学生隐私成为公众焦点的时候，公众会担心这些自上而下的机构会怎样使用这些数据。

纽约家长倡议人Leonie Haimson说：“政府官员、机构和相关公司应该从inBloom的案例中得到教训，停止他们自上而下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的所谓的课堂解决方案。这些解决方案没有考虑到家长的意见，忽略了对孩子的伤害和风险。”

在自上而下的因素之外，inBloom的另一个不足是没有使自己的数据能真正地帮助学生或地区。inBloom从没有激励性的案例，向公众说明数据产生的积极效果。inBloom 一边在说“数据可以改变教学”，一边又没有具体的案例。

这与inBloom的商业模式有关，它在收集数据的时候会进行存储，而存储之后的分析和利用则试图依靠其它公司软件。其它学生数据收集公司，则很多采取其他的模式，有的单纯收集数据，并不存储数据;有的，会把收集的数据自产自销。

比如eScholar，向美国的5000多个学区销售数据软件，并不向其他企业提供学生数据。事实上，eScholar并不保存学生的数据记录，学校在自己的网站上运行软件，收集学生数据。

比如适应性课程提供商Knewton，它的适应性课程来自于自身庞大的数据收集系统。

一个公司能清晰地认识到自己的使命和方法很重要，尤其是在传达“一个非常独特、非常困难”的概念的时候。所以问题的关键在于，数据公司能明白自己的“产品”是什么，应该怎样向外界说明自己挖掘的是什么数据，为什么挖掘数据，挖掘数据的结果是什么。

大多数教育工作者都知道使用项目案例，并把这当成一种解释面向孩子的终端产品的方式，减轻公众先前对它的担忧。诚实地说，不关是面向孩子的产品，面向成人的产品也需要。对任何年龄段来说，树立一个范例都有助于理解该产品。

3、 集中解决数据挖掘问题，主要通过立法

目前，围绕学生数据安全和利用，一系列讨论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而数据利用和安全问题并不是inBloom独有的问题。在这方面，整个行业和社会利益相关者(联邦、政府、当地政府、个人和数据公司)的争论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在法律不起作用的时候，这个行业需要自律。

就广泛的利益相关者来说，数据方面的合作需要延伸到行业之外。过去的几个月，在“学生隐私权利法案”上已经有好几个提案。像这样的法案起草，需要地区、学校、家长、企业代表、议员以及最重要的学生的参与与合作。法案一旦发布，将会成为各企业在产品设计和交流上应该遵循的法规。

法规的发布宜早不宜迟，因为inBloom的关闭并不是学生数据讨论的终点。inBloom的关闭只是除去了一个最重要的表象，并没有解决真正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