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放数据要素价值 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

全球新冠疫情的暴发凸显了释放数字要素价值、加速国家治理数字化转型、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紧迫性与战略重要性。新发展阶段，我国在完善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方面还有完善空间，主要集中在战略地位有待提升、核心技术尚未成熟、价值利用效率低、组织机构定位不清、制度法律不完备等方面。基于此，我们团队进行了相关研究与探索，并从多个层面提出了完善建议。

数据已经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性资源和生产要素，数字经济正成为大国竞争新的制高点，更是新时期我国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实现从追赶、超越到引领的新动能。构建新发展格局，要加快推进数字经济、智能制造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形成更多新增长点、增长极。具体到落实层面，需要准确把握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的新时期战略意义，客观认识数据要素价值化的现实挑战，针对性完善数据要素价值化市场配置体系，从而打通数据要素融通壁垒，不断完善中国特色数据要素价值化生态与治理体系。

一、准确把握新时期推进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的战略意义。

（一）数据要素是推动新一轮产业革命的核心资源。每一次核心生产要素的调整不仅是技术-经济范式的变革，更是认知模式和管理范式的跃迁。在农业经济时代，土地和劳动力是核心生产要素，而随着工业革命的推进逐渐让位于技术和资本生产要素。如今生产要素的概念范畴伴随着数据新要素的出现而具备了新的内涵和时代意义。由于数据要素具有可共享、可复制、可无限供给等特征，使得数字要素驱动的创新不但加快了产业、组织和治理边界的模糊性，而且具备自生长性等迭代创新的特征。传统劳动和资本等生产要素依靠投入规模的扩大来拉动经济增长的潜力越来越小，而数据要素具有边际产出和规模报酬递增的特征，数据要素的加入能够促进所有生产要素之间形成密切的连接和交互关系，优化生产资本结构，有效整合技术流、物质流、资金流和人才流，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推动产业进步和包容性增长，是引领经济增长的关键动力与核心力量。

（二）数据要素是经济稳定增长的强动力。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是应对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带来的新矛盾新挑战、重塑我国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战略抉择。通过汇聚数据要素资源，充分发挥算力、算法的优势，加快构建开放、共享、共赢的数据创新生态，开展技术创新、产品创新、模式创新，推进新业态发展，同时利用新技术新应用推动产业数字化，对传统产业进行全方位、全角度、全链条改造，提高全要素生产率，释放数字对产业发展的放大、叠加、倍增作用，最大程度发挥其“乘数效应”，能够更好地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和实体经济高效、高质量发展。进而推动全球范围内的数据要素高速流动、融合共享和开放应用，释放数据红利，聚合并构建一个多层级、多产业、能够实现国内高质量稳定增长、国际辐射带动能力强劲的现代化经济体系。

（三）数据要素是推进社会现代化发展的重要抓手。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将在城市精细化管理和发展、民生服务水平提升、双创环境构建等多个方面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首先，基于对政府、企业以及个体大数据的积累和应用，能够助力政府管理实现数字化升级，实现高效、精细的新型政府；其次，通过构建新型智慧城市和智慧社会，开展城市大交通、大安全和大健康体系，及智慧医疗、智慧教育等业务，依靠数据要素“全场景应用”下的智能管控和服务，能够提升地方政府的整体治理能力和民生生活水平；最后，数据要素汇聚的同时将吸引一大批高精尖人才汇集，加速资本集聚，催生新技术、新发明，激活各类创新主体，孵化优秀创业项目，促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为城市发展注入新活力、增加新动能，加速城市发展。

二、客观认识数据要素价值化市场化配置的现实挑战。

（一）核心技术尚未成熟、价值利用效率低下。首先，大数据时代数据的爆发增长，给海量数据存储的高成本、高耗能以及其所配备的庞大的数据计算网络带来了巨大挑战。其次，基于多方安全计算、可信计算、联邦计算和区块链等解决数据授权访问、隐私保护等过程的主要技术支撑尚未成熟，导致很多数据拥有者因个人隐私或企业机密泄露而不敢参与数据流通。最后，数据处理方式单一、处理技术能力不足等原因导致了数据治理的低效性和开发利用的复杂性，未能最大程度地提取出数据中的价值。

（二）组织机构定位不清、制度法律有待完备。首先，目前对于数据汇集、数据确权、开放共享、开发利用、数据融通等方面，各省市大多采取工信、网信、大数据等多部门共同治理的模式，监管主体并不十分明确，当遇到数据要素相关纠纷时，很难得到有效处理。其次，由于顶层设计缺失与数据标准不统一等历史原因，政府各部门、各层级间不敢、不愿、不能开放数据、不同数据来源平台数据格式标准不一、数据烟囱、信息孤岛和重复冗余应用等问题一直存在。再者，国内缺乏针对数据要素价值化过程的专项法律法规，相关条文零散分布在《网络安全法》《电子商务法》《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中。随着数字经济日益蓬勃发展，数据要素的生命周期历程愈加复杂多变，聚焦数据要素价值化的专项行政立法、行业标准和市场准则研究亟需突破。

三、三措并举，加速数据要素价值化

（一）推进技术创新，加速数据要素价值化。

首先，在“新基建”“新要素”的国家政策指引下，落实“技术先行”理念，鼓励市场为数据要素融通夯实技术底座，加快5G网络基站、大数据中心、工业互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落地，同时加大对传统基础设施的数字化改造，引导企业、行业加快数字化转型，推动社会经济转型升级。其次，要深化产业融通理论与技术实践研究，为加强原始创新提供持续性的理论和实践指导。加大稳定、多元的研发投入和成果扶持力度，同时开设数据交易示范区进行实践尝试和探索，通过敏捷迭代探索出一条可行的数据要素融通链路。最后，积极推动政产学研用间的深度合作，深化多元主体协同和整合式创新，通过优化创新创业的资源投入和配置，营造积极向上的创新创业氛围，为数据融通技术和理论的研究提供人才政策和资金支持，在科技创新、产品创新、科技人才培养等方面调动“政产学研用”的多方资源优势，使协同创新和融通发展成为完善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的重要战略支撑。

（二）加强制度创新，打通数据要素融通壁垒。

面向数据要素价值化的制度创新，包括产权、法律法规和激励相容的政策等制度设计，以及组织、决策、执行和奖惩体系的建构与优化，是加速数字技术创新和数据要素价值化过程以及提质增效的保障。对此，首先要强化数据要素融通制度保障，加快标准和立法建设，优化数据交易环境，加大监管力度，借鉴国内外先进经验，逐步探索建立国家层面和结合各地实际情况的数据交易法律法规和行业标准。其次，要顺应开放科学和开放式创新的全球趋势，加快数据开放进程，与数据增值交易形成良性互动，建构数字经济时代的创新公地。加快研究和出台以政府数据为代表的公共数据的新型国有资产管理办法。在保障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的前提下，着力打通政府机构部门数据壁垒，实现数据资源要素的统一管理，合理合法开放共享，推动数据要素增值更好地服务于科学研究、社会治理、民生生活、经济发展。在充分考虑区域性、行业性发展需求的基础上，将相互分隔、互不协调的数据中心，跨地区、跨系统地有机融合形成具有协同效力的国家级一体化大数据中心。最后，要更好发挥政府在数据要素市场建设中的引导作用，把握全球数字经济发展的重大战略机遇期，加强政策扶持力度，支持数字经济集群和数据融通示范区的建设，推动数字经济产业规模化、普惠性发展，不断缩小城乡数字鸿沟，为反贫困、乡村振兴、老龄化等问题提供数字化解决方案，带动经济包容性增长。

（三）完善数据要素的价值化生态及其治理体系。

首先是要构建国家、区域和全球数据要素的新型价值化生态。一是要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为充分发挥我国数据生产和数据消费超大规模优势，加快推动数字经济发展提供长期稳定的政治、经济、社会环境。二是要完善新型举国体制，将市场配置要素资源的基础性优势和政府科学引导发展的战略与制度优势相结合，加快树立数字经济的国际引领地位。三是要确立正确的发展道路，明确数据要素价值化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全球数字经济竞争中维护中国国家数据主权，打造数据强国，更好地服务于国家富强、人民富裕，更好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面向国际，要积极参与区域性和全球性数据要素价值化生态体系，以平等互惠、开放包容的方式建构新型区域和全球数字经济发展格局，推动全球数字经济可持续发展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

其次是要进一步完善数字经济治理体系。数据要素价值化的健康发展离不开现代化治理体系的建设和完善。一是要加快发展区块链等以信息化、智能化技术为基础的新型信息化治理工具。利用区块链技术的信息共享优势打造数字经济平台，充分发挥其难以篡改的属性，实现对不合规行为的有效监督。二是推动信息化、智能化与法治结合，综合运用“互联网+”、大数据平台及“区块链+”等多种信息技术工具，共同构建完善的新型数字经济法治体系。三是推进民主自治和多方共治。通过区块链等技术保证信息的可信性与透明性，加快推进分布式、本地化的高效决策，将每个经济单元和个体由被动者转变为主动者，使其参与到公共治理的过程中，不断降低数字经济民主自治的监督成本。

作者系由清华大学博士后林镇阳及相关领域专家学者组成的数据要素研究团队

来源：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