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张译：大数据支撑我演戏

整个9月张译都在采访的流水线上转。他参演的《亲爱的》和《黄金时代》在国庆期间上映。这天《黄金时代》首映礼，隔壁的电影院坐满演员和幕后工作人员，吵嚷得像菜市场。不时有人过来跟他寒暄。

“你还是不习惯这样的场合?”

“我原以为是不习惯，后来才知道是不喜欢。这比较麻烦。”

他有一副像深夜电台主持的嗓子，稳、厚。周遭的聒噪像潮水般退去。那张疲惫的面孔绷着，神态严肃。他看上去不安，采访两个小时，几乎没有直视过我，手里不停摆弄着一枚硬币。

他说自己羞涩，不擅长应付陌生人。

在娱乐圈，这种性格难免让他尴尬。事实上，自2006年出演《士兵突击》起，张译在娱乐圈尴尬了8年。这种尴尬源于他的自我认定和角色扮演的错位——他自认是演员，但大家当他是艺人。比如这次在威尼斯影展，有记者朋友直言，你讲话就不能娱乐一点吗?

尴尬是张译的人生常态。前两天他提醒乙一件事，提到了甲的名字，微信却发给了甲。

久而久之，他却喜欢上了尴尬，并把尴尬的情绪带进戏里。他曾在《生死线》里演了一个故事：一个人翻遍所有口袋只找到一根火柴，没有火柴盒，就把火柴扔掉了，后来他又找到了火柴盒，扔掉火柴盒后，却又发现了一把火柴。

演惯无措的小人物，这次在《亲爱的》里演土豪，他发现，“所有人都要面临尴尬，没人能随心所欲。”

《亲爱的》 里最硬气又哀伤的男人

人物周刊：去年你拍了不少家庭剧，成了观众眼中的“国民女婿”，会不会有些厌倦?

张译：去年我状态不好。问题不在于角色重复，而是我找不到新办法突破那类角色了。我很灰心，原来我张译也就这个样子。但是今年，特别是演了《亲爱的》，我终于开始重新热爱这个行业。

人物周刊：你喜欢在戏里改动台词。这次在《亲爱的》中饰演韩德忠也是?

张译：第二次酒席宴上我弯下身子亲黄渤的孩子，是自己加的戏。有评论说，他不是去亲，也不是啃，他是要把这个孩子吸到肚子里。

人物周刊：当时韩德忠要生第二胎，觉得背叛了第一个孩子?

张译：对，那场戏里我妥协了。黄渤的孩子被找到是万幸，但对我来说是万万不幸，因为我所有的信念都坍塌了。这地方我没跟导演商量，演的时候我特别难过，这个孩子怎么就不是我的?于是狠狠亲了他一口。

人物周刊：现实中你没有孩子，如何理解父亲的角色?

张译：我跟人物原型孙海洋聊了很多。我说海洋哥，你有没有想过再生一个，来减淡痛苦?他说他的确生了，但也不能减淡他对第一个孩子的思念。我说那你觉得这是对第一个孩子的背叛吗?他说也没有。生之前他会这么想，但生活永远在往前走，一旦生了就不会这么想。第一场喝酒的戏结尾有一段唱腔也是我加的。这歌词是一首诗，表达了跟爱人擦肩而过的叹息。有时孩子就是自己的爱人，转眼间，你再也见不到了。

人物周刊：你说过你演戏太讲究技术，不够感性。这一次呢?

张译：这次平衡得更好一些。每个演员都希望达到忘我的状态，但这不可能。演员心里永远有3个我：一是本我，二是审视本我的那个我，还有一个是角色的我。这太分裂，我们每天都在斗争，试图让角色的“我”越来越大，审视自己的“我”越来越小。当然这个“我”还在，我们只是当他不在。

人物周刊：感性和理性的优缺点是什么?

张译：感性演员的好处是他能瞬间爆发。但他缺乏理性会带来的思维延展性。理性可以塑造角色的外延，帮助观众想象。

人物周刊：拿韩德忠来说，他的“外延性”是什么?

张译：韩德忠本只是一个土大款，有了延展性，他是这个片子里最硬气又哀伤的一个男人。观众会想象他曾经是一个怎样的人，他是怎么掘到第一桶金，又比如他在酒宴上说要放弃，是否真的能够放弃。

人物周刊：这么说来，能重新热爱这个行业，主要还是演技上的突破?

张译：对，以前我不可能演一个醉态，因为我平时不喝酒，但这次我能演出来。

张译是个怎样的人，反正我不清楚

人物周刊：要成为“电影咖”，对你来说，困难在哪?

张译：我知道自己哪里不厉害。我没有一张能让观众有兴趣花钱到电影院看的脸，这很被动。多数时候，电影演员要有形象，其次才是表演。

人物周刊：你演每一个角色都会列一个人物小传?

张译：对。我会列故事梗概、人物命运线、关系线、道具线、心情状态线等等。还会做很多表格。我是用大数据支撑的演员。有时我会画坐标系，结合整个文本的分析，标识出演员在每个时间点的情绪值。数据轴很管用，你知道每场戏角色的情绪值是多少。比如刚出场他年轻气盛是10点的情绪，闯祸了，掉到坐标系-20，再到中年人生最低谷，可能就是-50。《士兵突击》我开始这样做，后来做得更完善，这对演戏有很大的帮助。

人物周刊：除了情绪值，其他数据呢?

张译：不同表格有不同作用，比如道具，这个角色年轻时抽纸烟，到中年换成烟斗，60岁的时候换成自己卷烟。

人物周刊：这些数据如何帮助你塑造人物的立体性?

张译：像好莱坞的电影工业，他们有很完善的数据支撑，严格按照数据执行。但这种东西太过理性，一定要在执行中融入感性。

人物周刊：演《士兵突击》时，很多人说你只能演史今。后来你演《我的团长我的团》的孟烦了、《生死线》的何莫修，这两个角色的性格跟史今很不一样，到今天为止，你演的角色似乎性格都不同。是故意避免“本色出演”吗?

张译：当时是负气。刚拍完《士兵突击》，有人说我“本色出演”，我就觉得我是一个专业演员，想证明给你看别的角色也能演。现在觉得没必要了，把自己弄踏实才最重要。

人物周刊：你跟哪个角色最接近?

张译：张译和史今有点像，和孟烦了有点像，和韩德忠有点像，但是这些角色之间又都不像。张译是什么人，反正我不清楚。

人物周刊：那史今身上哪一点跟你最契合?

张译：最奇妙的是最后一场离开部队的戏。我回北京第二天得知转业报告批了，马上要离开部队。当晚我们在天安门拍这场戏，所以片中的史今再怎么笑都是苦笑。

人物周刊：很多观众认为史今有强烈的女性光辉。

张译：有。我现在很喜欢这点。

人物周刊：听说变声期时你声音没怎么变，你硬是抽烟把嗓子抽哑了。那时不喜欢自己像女孩?

张译：以前我当女性特质是假想敌。我从小瘦，妈妈又生病，需要安静的环境，我每天在家玩积木，一直细声细气的。10年当兵给我最大的好处，是把我真正的性别还给我了。我从一个不爱吃饭的孩子，到一顿饭能吃25个小馒头的男人，每天早上跑3公里，晚上5公里，春节要施肥，双脚直接踩在粪池里，冬天掏垃圾道，垃圾道被冻住了，战友拴一个背包带把你顺进去，你在里面蹦，底下拿火烧，突然蹦塌了，变成呼吸都困难的灰头土脸的猴子。从此我从男孩变成了男人。我无比怀念。

人物周刊：《我的团长我的团》里孟凡了有很强的原则性，特别清醒。

张译：我也很有原则性。最近我在学习要如何表达才能既保持自我，又不伤害别人。

人物周刊：到了《生死线》的何莫修，你又看到怎样的自己?

张译：那戏是一个实验。《团长》共有1450场戏，全片90%几乎都是我的戏，很辛苦。演何莫修，更松弛了，我当时用了一种表演上的实验方式，何莫修是欧洲长大的沽宁人，我想用外国口音反映他的逻辑思维。

人物周刊：所以才有何莫修那句经典台词，“hold on爷们”?

张译：这词下意识就说出来了。我当时专门查过老北平人的土话。

人物周刊：这部戏，编剧兰晓龙建议你“游戏精神”?你做到了吗?

张译：体会到一些。其实有点像禅。先是松弛，然后是游戏。像何莫修的外国口音，就是游戏状态。他们开始还担心这个游戏玩得太大。现在想来，有些事是偶得之，不是硬努之。像我做人物小传，有时效果不一定好，太一板一眼。有时我想，为什么不用玩儿的心态呢?

人物周刊：宁浩建议你最好钻透一类角色，有没有想过什么角色最适合你?

张译：首先我要准确找到自己的定位。但我太多面，多面未必是好事，什么角色都演不到极致。我估计要到弥留之际，我才能想清楚自己是什么人。

我想尝试不要脸地挣钱

人物周刊：演《士兵突击》的时候你突然火了，有没有膨胀过?

张译：29岁有点早。我心智成熟比较晚，到现在都有点不太愿意成长。我这样心性的人，最好在35岁左右才成功，能避免内心的膨胀。我当时接受所有采访，老想着如何挑对方的刺儿，证明别人是个傻子。后来我问自己，为什么不友善呢?为什么不做一个善良的人呢?

人物周刊：聊到现在，你从来不看我的眼睛。

张译：我不看人讲话，他们觉得不礼貌，但我真的恐惧。我花了10年改掉在饭局撕纸、撕塑料桌布的习惯。

人物周刊：你是自卑型人格?

张译：对，我永远不自信。永远都觉得自己做得不够好。

人物周刊：粉丝们的尖叫你会觉得真实吗?

张译：他们认为是真实。但对我来讲，它不是我这个人值得拥有的，它只是张译这个品牌拥有的。

人物周刊：张译有什么值得爱的地方?

张译：几乎没有，没什么可爱的。

人物周刊：为什么?

张译：从不爱自己的原因是我了解自己。我承认张译有好的方面，但也有鲁迅先生所说的“皮袍下面藏着的小”，这“小”因我而生，有多丑陋我都看得到。

人物周刊：你可以演一个喜欢在饭局上撕纸的角色?

张译：非常感谢你这句话。我从没演过，想尝试一个角色演一下我们这类人。兰晓龙告诉我张译再也不要撕纸了。我只是很尴尬，这一张桌上的人我都不太熟，我不知道该干吗。

人物周刊：现在很多演员转型做导演，有没有人请你做导演?

张译：有。但我没有考虑。我们有个错误的认知，认为导演比演员更高级。这完全是误解。在戏剧传统非常强的国家，演员能赢得功勋奖章，获得足够尊重。但在我们国家，大家把这个行业看成娱乐。我经常听别人说带艺人，但演员和艺人完全不同。艺人是娱乐大众，演员负责戏剧表演，负责诠释人物的立体。

人物周刊：还会再演一些不感兴趣的电视剧吗?

张译：我想尝试去不要脸地挣个钱。不为了钱，只为试试我能不能做到。过去很挑剧本，自己好累，跟我合作的人也好累。

本刊记者 钟瑜婷 实习记者 邓珩 发自北京/编辑 翁倩